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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＝《外滩画报》 T＝Terry Jones
B：你过去是《Good Housekeeping》和《Vanity Fair》的平面设计师，后来又做过《Vogue》的艺术总监。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制作《i-D》的？“i-D”代表什么？
T：1979 年那会儿，我们家有个双人浴室，我和我太太Tricia 把它叫做“会议室”。每天早上我们都在那儿“开晨会”。“i-D”这个名字也就是在那儿诞生的。这个名字事实上来自于我的工作室“Informat Design”的首字母。从1960年代还在布里斯托念书时开始，我就把自己称作“无格式设计师”（informatdesigner）。1977 年，我结束了在英国版《Vogue》的艺术总监生涯。当时我已经开始构思要自己做一本杂志，它的灵感来自街头，以及每天都在冲击着我们、转瞬即逝的新鲜事。我的设计方针，是运用工作室里能够找到的一切，所以“即时设计”（Instant Design）就成了工作室的名字。
在离开《Vogue》之后，我发展出一种“手工制作”感觉的设计风格。我用到了手写体、蜡纸印刷、打字机和随手画出来的形式自由的抽象图案。我把各式各样的字体和图案扔到页面上，从商业广告上寻找创意，并且直接把它们剪贴上去，以此来完善所谓“即时设计”的概念。“即时”其实始终都是一种错觉，因为我花在每一本i-D 上的时间决不是短短一瞬。
除了“ 信息设计”（informationdesign）、“ 即时设计”（instantdesign） 和“ 初期混乱”（infantiledisorder）之外，“i-D”所代表的最明显的意义就是“身份”（identity）。27 年以来，这本杂志创造、记录、再创造了众多人物和观点。
B：1980 年，你把几页纸钉在一起，就创造了《i-D》。难以置信，它成为了划时代的设计、新浪潮标志，并且为当代设计立下了标竿。经过了那么多年，现在你怎么看待《i-D》？它仍然像你1984 年将它送上报摊时一样好吗？
T：改版对于《i-D》而言是一个有机的过程。设计始终是《i-D》的组成部分。字体和图像处理技术造就了我们的历史。设计界的革命始于电脑、扫描仪和下载。当摄影师和造型师在《i-D》开始他们的事业时，他们的工作就成为了杂志视觉和风格的一部分，他们与杂志本身也会有交流。作为艺术总监，我做杂志就像拍电影一样，会赋予它一个主题。这种做法目前被不少国际性刊物借鉴。
B：《i-D》相当长寿。它与《Vogue》和《Bazaar》这类杂志不一样，不过至少在它这类刊物中，在创刊伊始，它与Neville Brody 设计的《Face》之间竞争激烈。在Brody 离开《Face》之后，《i-D》还继续着这一竞争。你是否认为这是一场创意竞争？你赢了吗？
T：我认为《i-D》与《Face》的不同之处，在于我创造了一个框架，让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可以参与进来，而不是将内容笼罩在设计的阴影之下。我的角色是“视觉鼓动者”。我参与较多的是杂志的封面制作。《i-D》的封面就像视觉晴雨表，用平面设计来记录每个月和每一年的事件—我觉得这也是每一期最大的挑战。我一直都想制作一本值得收藏的杂志，而不是很快会被扔进垃圾桶的杂志。
我常常自问：《i-D》看起来舒服吗？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找到了视觉上的一套方法，它让我能延续性地工作下去。每一期杂志的制作过程让原本的冒险更变得风险十足。这给予了我们一种优势，使我们与竞争者有所差异。在维持自己的内在精神的同时，每个月我们也要收支平衡—这就是我的职责。
B：听说设计师Richard Hollis 是你的老师之一。我们都知道他是研究设计史的。你的作品当中有多少是有意识地参照历史的？你自己认为《i-D》在历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？
T：Richard Hollis 到布里斯托大学来做平面设计系的主任，当时我已经在西英格兰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商业艺术课程，他鼓励我继续学习下去。他为我开启了平面设计、印刷以及艺术的大门，但也同样在讲课时让我坐得屁股痛。我始终牢记他的教导：版式就是字母周围的空间。两年以后，我开始为IvanDodd 工作，在那里，我获得了最好的指导，并且对于念书时的所学都有了细节化的了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