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航天局曾有一个调查，航天回来以后 60% 的人都感到头晕眼花、四肢无力，很疲惫，加了一些女性航天员一块到太空，这些症状全消失了。”马蔚华就中国的“ 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”进行了热烈讨论。
“女性比男性的领导力要强多了，你看我们哪一个，不是母亲教出来的，男人现在就算是领导人，也是女人教出来的。”
蒋锡培说。在半开玩笑半恭维的回答中，两个中国著名企业家将女性议题消解了。现场一片欢笑。
“我觉得我们会变得很累。”因为翻译效果不佳，桑德伯格在中间讪讪地坐着。
“因为 Facebook 的出现，给互联网金融的模式，带来很大的变化，他们是搅局者，本来我想讲给她听的。”马蔚华本人对此表示遗憾，而桑德伯格更想将女权话题带入中国环境进行讨论。中国男企业家和美国女高管的对话，无论是话题节奏和兴趣点，似乎都不在一个波段上。
“对于中国女性来讲，她的意识超前太多了，中国女性的传统和保守程度是超出你的想象的。桑德伯格对中国姑娘来说，只能是个遥不可及的偶像。” 作家水木丁在接受《外滩画报》采访时说。
晚宴结束后，走到门口，马蔚华和一位女性朋友告别，不忘叮嘱她：“ 这回，你得找个好对象！”马蔚华对记者说，“她比较特殊，有地位，有学问，没有普遍性。她说一般女性没自信，往后退，她往前一步，这点很好，她说找一个好男人，做生活伴侣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女人的成功不一定职务有多高，而是尽心尽力，发挥自己的作用。女性的地位不能用高管数量去衡量，这是现实，女性要发挥自己的潜能。”
对桑德伯格而言，女性高管的数量正是衡量男女平等的重要指标。“现实的真相是，世界仍然由男性掌控。195位国家首脑里，只有 17 位是女性。财富 500 强的首席执行官里仅有 4% 的女性。中国主要上市公司里，企业董事会的女性占 8.5%，而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女性不到 4%。”
在书中，她讲了自己的段子：一次，她飞曼哈顿进行一项融资谈判。会议中途，她问合作伙伴，女士洗手间在哪里。
对方十分茫然。因为她是过去一年中，唯一到那里谈生意的女性，她是唯一一个必须使用女士洗手间的人。正是这些小细节，让她感触万千，“ 是时候，面对现实了。”
2011 年 6 月，桑德伯格在办公室为《纽约客》拍摄的大片。桑德伯格不是个典型的硅谷人。和扎克伯格最初开始合作时，有人戏谑，桑德伯格这个曾在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工作过的精英女性，要帮 23 岁的神童当保姆。
对话桑德伯格：
把女权话题带回世界很重要
巴菲特很坦诚地说过，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只需要和这个国家一半的人口—男性进行竞争。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巴菲特们在很大程度上享受这个优势。当参加赛跑的人越来越多，就会有更多的纪录被打破。
B = 记者访问
S = 谢丽尔·桑德伯格
B：这一次到中国，你有什么新的观察吗？我知道你学会了一个新词“强势”。
S：（大笑）你知道，文化在世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，但有一点，全世界都一样：我们对男孩和女孩有思维定势。男孩子们被认为应该去领导，出来说话，而女孩子们做同样的事情就成了“强势”。女孩子们应该安静些、降低声音、给予别人。这些针对女性的词汇，比如，“强势”，“bossy（霸道）”，需要我们来改变这一切。
在中国的文化里，或许“向后一步”更普遍。女性内敛、含蓄更被推崇，这和传统的教育有关。无论在美国，还是中国，女孩子们都被教导应该嫁给一个比她们强的男人，而不是反过来。
中国很重要，不仅仅是它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。我相信，如果中国不改变，整个世界也不会改变。所以，我在这里很兴奋。
B：在中国还有另一个词叫“剩女”。我在你的书里看到，你 24 岁曾经结过一次婚，又很快离婚。在美国，女孩子们也被教导要早结婚吗？
S：没有。但在美国，我丈夫经常会被人们同情地问：戴夫，你怎么样？你和她（那样成功的女人）生活在一起还好吧？但如果一个女孩嫁给一个优秀成功的男人，人们只会说：恭喜你！无论在世界哪里都一样。
B：你的丈夫会怎么回应？
S：他会大笑。我们常常讨论，问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。
B：你在小时候曾被叫做 Bossy，你那时候什么感觉？你在小时候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是领导力，想要更多？
S：我感觉很差。在我成年以前，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影响力。现在回望，那时候，我很不喜欢那个词。我想不会有女人喜欢。9 月份，我们的基金会会做一个活动叫“靠边站，Bossy”，我们希望在每个国家的文化里都消灭这个词。对于形容女孩，这是个糟糕的词。我们需要改变这一切。
B：“女权” 这个词已经非常老了，你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来，让人们重新谈起这个话题？
S：在全世界范围内，“女权”都已经过时了。在我的书里，我说自己是“女权主义者”，我希望人们成为“女权主义者”。
